王天莲（左一）和同学外出调研时合影。
王天莲留学近照。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不久前，王天莲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到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她的研究课题是用现代科技为长城全线进行“全身体检”，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从被动修复到主动预防的跨越。
在这段跨越东西方的学术之旅中，她用研究践行文化交流，也深刻体会到，文化遗产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
在国内：为长城做“全身体检”
在天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所在的天津大学长城研究团队，是一支专业的“长城体检队”。我们利用数字化技术为这位古老的“巨人”定期巡检，把脉健康。
在我的导师李哲教授带领下，我们一次次奔赴长城沿线，展开野外调查，利用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技术，为长城建立厘米级精度的“长城全线实景三维图像库”。这不仅是数字化的记录，更是全方位的“健康档案”：每一道墙体裂隙的走向、宽度、深度，每一块砖石的风化程度，甚至周围地质环境的微小变化，都被实时记录和分析。
为了研究夯土长城盐碱掏蚀病害的规律与机理，我曾跟随导师在暑期顶着烈日，在甘肃明长城上进行数据采集与采样。我们小心翼翼地提取盐碱化侵蚀的墙体样品，在现场开展材料的物理力学检测。当海量的数据在电脑中汇聚成可视化的模型时，那些肉眼难以量化的病害都清晰呈现。这让我深刻认识到，预防性保护的核心在于“治未病”。与其等到墙体坍塌再抢救，不如提前预警，用最小的干预换取最长久的安全。
在海外：比较研究带来新启发
得益于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我来到比利时鲁汶大学进行联合培养，这里进行的学术交流让我对文化遗产保护有了全面的认识。
我曾跟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防性保护教席和国际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学习，这些经历为我的研究开辟了新视角。我的外方导师在欢迎仪式上说：“保护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体会到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者，应当具备全球视野与担当。
我有机会参与了由比利时鲁汶大学雷蒙德·勒梅尔国际遗产保护中心、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举办的建筑遗产测绘工作营，对鲁汶当地的中世纪教堂进行数字化测绘工作。在使用高精度扫描仪记录教堂拱券的每一处石材接缝时，通过对比分析，我发现欧洲石质建筑在形制、结构与病害机理方面虽与长城存在一定差异，但其预防性保护策略却具有高度的相互借鉴价值。
此外，对古罗马时期军事要塞的调研让我获得了更深层的启发。这些欧洲城堡与长城同属古代军事防御设施，却在建造工艺、材料运用和与地形结合方式上各具特色。通过对比研究，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长城作为中国“最大规模线性遗产”的独特保护挑战——其跨越不同气候区、建造工艺复杂等特点，需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保护策略。这种双向的交流与碰撞，让我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融汇中西：为文明续脉
我的导师时常教导，我们不仅要读懂长城的历史，也要运用当代新技术去延续它的生命，展现中国在守护人类共同财富上的担当。长城横亘山河，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脊梁；穿越千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守护长城，既是延续我们民族的厚重文脉，也是为全人类守护一份珍贵的共同遗产。
在鲁汶的学习经历让我对这番话有了更深的理解。每次向国际同行讲述“长城故事”时，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敬意。长城作为大型线性遗产，其保护难度世所罕见，背后展现的则是中华先民无与伦比的智慧与毅力。
在深入比较中西方遗产保护实践的基础上，我的研究随后进入了融会贯通新阶段。我开始在国际学术界积极分享长城保护的“中国经验”，同时也将欧洲在预防性保护领域形成的方法论，与我国已有的保护理念与实践相结合。
不久前，在国际遗产保护研讨会上，我系统阐述了对明长城全线数字化的研究成果。通过翔实的数据和跨地域比较分析，展现了中国长城在适应自然环境、材料组合运用和丰富建筑设施与形制等方面的独特智慧。这场报告引发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有欧洲学者说，这项研究将数字化技术从单纯的记录存档，推进到了支持科学决策的预防性保护新阶段，展现出很大的应用潜力，为解决同类遗产的保护难题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这让我非常开心。等回国后，我会继续从事研究，运用数字化科技，让长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与精神，能够更完整地传续。
作为一名有幸受到国家资助、跨越山海求学的青年，能投身于这项“为文明续脉”的伟大事业，我倍感光荣。我相信，东方的营建智慧与西方的监测技术融合，必将为保护长城注入新的活力。
在这场跨文化的学术旅程中，我深切体会到，文化遗产的保护，既需要扎根民族土壤，也需要拥有国际视野。从长城出发，走向世界，再回到长城——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求索之路，更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的使命与荣光。
（作者系比利时鲁汶大学与天津大学的联合培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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